鄭永年:西方政治經濟模式的困境

作者:15億基金  日期:2018-12-26 15:55:14  閱讀數:  網友評論:
  西方民主已經經歷了從傳統的“共和民主”向當代的“大眾民主”的轉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數人的民主,或者少數人之間的“共和”。但自1970年代以來,隨著“一人一票”制度的實現,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了“選票”之上。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什么?盡管表面上看是實足的貿易戰,但實際上是中西方兩種政治經濟模式之間的競爭和沖突。這兩種政治經濟模式都具有文明性,是中西方文明演化的產物。正是因為具有文明性,這兩種模式都具有可持續性,不管兩者間怎樣的競爭和沖突,誰也改變不了誰,各自都會根據自己的邏輯發展下去。

  中美貿易戰表面上表現為兩國之間,但根源來自美國內部體制,是美國內部體制消化和應付不了其體制本身所引發的問題,而執政者把此“外化”為貿易戰。

  無論東西方,政治經濟體系的核心就是是否把經濟(商業)活動視為是政治事務和國家的責任。近代之前,不同文明曾經擁有過差不多的政治經濟關系,那就是,經濟從來就不是獨立的一個領域,而是人類社會諸多個領域中的其中一個領域,并且經濟領域和其他領域千絲萬縷,共生共存。

  不過,在西方,近代以來,因為資本主義的崛起和迅猛發展,經濟逐漸把自己從社會的諸領域獨立出來,把自己和社會隔離開來,最后發展成為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形態。西方的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也是政治和經濟的分離過程,這個過程直至今天仍然影響著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經濟的分離既是西方經濟發展的根源,也是社會問題的根源。

  在古希臘,人們對經濟的看法和中國并沒有什么不同。家庭被視為是國家的基本單元和基礎,而經濟則是對家庭的管理。這一政治經濟概念到羅馬帝國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邁入近代之后,這一概念開始在西方發生變化,即開始把經濟和政治分離開來。這里有兩個經驗事實促成了這種政治和經濟的分離。第一、羅馬帝國的解體和商人的崛起。第二、政治秩序的重建。

  羅馬帝國解體之后,西方不再存在統一的政體和政治力量,原來帝國的土地被分割成數量龐大的地方性政體(或者小王國)。到了歐洲稱之為“黑暗時代”(中世紀)后期,歐洲城市興起。因為不存在統一的“中央政體”,城市表現為實質性的自治形式,而城市的政治主體便是商人。商人不僅在歐洲經濟發展過程中而且在歐洲近代國家的崛起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關鍵的角色。商人唯利是圖,市場越大,利潤越大。這就決定了城市商人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必然產生巨大的動力去沖破城市的邊界,創造更大的市場。

  政治人物(國王)的目的便是統治更多的土地和老百姓。和商人一樣,大大小小的國王也有擴張的沖動。在擴張這一點上,國王和商人擁有了同樣的利益,商人需要一個統一的“民族市場”,而國王需要統一的“民族國家”。兩種力量的合一,便在歐洲造成巨大的“中央化”即中央權力的形成的動力。

  再者,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之間的交換更造成了歐洲的制度。國王要統一國家,商人要統一市場,兩者走到了一起。但是,國王要統一國家錢從何而來?商人就變得很重要,商人不出錢,國王就沒有錢來做統一事業。商人可以出錢,但又不相信國王。這樣,交易就產生了。商人要和國王簽訂“合同”,保護自己的私有產權,“私有產權的保護”就是國王和商人之間的“契約”。但光有這個“契約”對商人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如何保障國王在國家統一之后繼續履行這份“契約”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讓自己成為國王政治權力的根源。這便是西方最早“人民主權”概念的來源。

  很顯然,這里的“人民”并非今天人們所說的所有人,而是有錢的商人。如何實現“人民主權”?最后的結局便是商人占據“議會”。議會產生政府,也就是商人產生政府。近代歐洲很長時間里,議會就是商人的議會。在歐洲,商人成為和國王分享政治權力的第一個“人民”群體。

  政治權力“中央化”的過程也是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這個過程充滿暴力。如何統一國家一直是從意大利的馬基雅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到英國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主題,對這個主題的關切產生了單純的“政治學”。在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那里,政治占據絕對的地位,為了國家的統一,國家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目標證明手段正確”。

  如果說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開創了西方的純政治學,休謨和亞當斯密則開創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學,他們不僅論述經濟,還論述政治和道德。但隨后隨著資本的繼續崛起,西方又出現了純經濟學,也就是把經濟從休謨和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中獨立出來。資本依靠國家的力量而成長,但當資本成長之后,便走上了尋求“自治”之路,即要逃離政治的制約而去尋求自身獨立的發展。而資本尋求獨立的過程,也造就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等諸關系的急劇變化。至少在西方,社會的命運和經濟的這一“獨立”過程息息相關。而所有這些變化也便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發展的根源。

  商人(資本)依靠國家力量而得到了統一的民族市場;再者商人也成為政治的基礎,控制了政府過程。這樣就造成了實際層面的政治和資本的合一。原始資本主義的崛起不可避免。在這個階段,資本唯利是圖,而整體社會成為資本的犧牲品。當社會忍無可忍的時候,反資本的社會運動變得不可避免。社會主義運動因此起源于歐洲。無論哪里,社會主義運動不管其最初的“初心”是什么,最終都以資本和社會之間達成新的均衡而終結。這個過程就是歐洲開始的“福利國家”的起源和發展過程。

  從原始資本主義到后來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過程是一個政治過程,即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三者互動的過程。這三者都具有促成這種轉型的動力。就社會來說,最為簡單,那就是追求至少是體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資、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環境、更多的教育等等。也就是實現后來所說的各方面的“人權”。社會主義運動開始的時候人們所追求的就是這些具體的利益。

  不過,馬克思當時認為只有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改變所有制結構,才能實現這些方面的利益,因此馬克思提倡革命。盡管這種新意識在當時也為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所接受,但至少在歐洲并沒有實現馬克思所預見的革命,只是到了俄國和其他一些落后社會才發生革命。馬克思過于強調社會力量的作用,對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的自身變化估計不足。實際上,當社會主義運動開始時,資本和政治都面臨一個新的環境,也開始了自我變化過程。

  資本的自我變化是有動力的。至少有兩個動機。

  首先,資本需要社會穩定。資本必須在不斷的投資過程中實現“自我發展”,因此,投資環境必須是可以預期的。為了穩定,資本是可以拿出一些利益來做交易的。在社會高度分化的情況下,單一的法治并不能保障社會的穩定。因此,資本也并不反對“保護社會”。不難理解,世界上第一份社會保障計劃產生在德國俾斯麥時期,這份計劃的目標是為了保障社會穩定。

  第二個變化來自資本本身的矛盾,資本一方面需要剝削工人,但同時資本又需要“消費者”。資本控制生產,但所生產的產品需要通過消費者的消費才能轉化成為利潤。消費市場包括內部和外部的,當內部市場飽和的時候,西方資本主義就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對非西方國家一方面獲取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傾銷商品。“培養”消費者不是資本的善心,而是資本獲利機制的一部分。但在客觀層面,這個“培養”的過程也是工人階層滿足利益的過程。

  政治變革的動力在于政治合法性基礎的變化。近代以來,早期君主專制的基礎是貴族,或者說傳統大家族。商人崛起之后開始和貴族分享權力,所以商人是近代西方民主化的主力。盡管早期的“選民”極其有限,主要是有財產者、向國家納稅者,并不包括工人、婦女和少數民族等,但選舉邏輯本身具有“擴張性”,即從少數人擴張到多數人。隨著選舉權的擴張,政治權力的基礎也發生變化。

  早期,政治權力的基礎是貴族和商人,再逐漸地擴張到工人。這個擴張過程剛好也是工人階級“中產化”的過程。當政治權力基礎不再局限于資本的時候,政府開始偏向社會。這使得西方福利社會的發展獲得了巨大的動力。二戰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基本上是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結合促成了福利社會的大發展。

  福利社會的大發展一方面強化了社會的力量,但同時也表明資本、政治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失衡。至1980年代,資本開始尋求新的方式來改變局面,這就是美國里根和英國撒切爾以“私有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運動的大背景。這場運動是對二戰以來福利主義的反動。在資本看來,福利主義造成了資本空間的收縮、大政府和強社會的出現。

  不過,就內部私有化來說,這場運動的效果實際上很有限,因為在“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環境中,“私有化”被有效抵制。但在外部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即造就了長達數十年的資本全球化運動。資本的全球化使其逃離了本國政府和社會的控制,在全球范圍內如魚得水。結果很明顯,即造成了新的資本、政治和社會之間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和社會的高度分化。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特(Thomas Piketty)的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論述了當代世界社會貧富懸殊的嚴峻情況。問題在于如何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使得人類社會能夠繼續維持作為共同體的局面,至少不至于解體。皮凱特強調政府的作用,甚至提出了全世界政府聯合起來的設想。不過,現實是殘酷的,當全世界政府還沒有能力聯合起來的時候,全世界的資本早已經聯合起來了。實際上,這次全球化就是全世界資本聯合起來的結果,而全球性的貧富懸殊則是全世界政府缺少能力的結果。

  歷史地看,這里的關鍵就是西方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全面“脫鉤”。西方民主已經經歷了從傳統的“共和民主”向當代的“大眾民主”的轉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數人的民主,或者少數人之間的“共和”。但自1970年代以來,隨著“一人一票”制度的實現,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了“選票”之上。

  這一變化導致了幾個結果。第一、政府和發展的分離。盡管經濟議題總是西方選舉的主題,但政府和發展之間的關聯充其量也只是間接的,選票和政治權力之間則具有最直接的關聯。

  第二、政治人物即使想承擔“發展”的目標,但發現缺乏有效的方法來實現發展目標。在西方,政府可以和經濟發生關系的方法無非就是財政和貨幣兩種。但是,當利率趨于零的時候,貨幣政策就會失效;當政府債務過大的時候,財政政策也會失效。西方政府現在傾向于使用量化寬松,即貨幣發行。但量化寬松本身并不解決問題,只是緩解或者推遲問題。

  第三、因為巨大收入差異造成的社會高度分化使得傳統政黨政治失效,政治失去了主體,越來越難以出現一個有效政府,更不用說一個有能力致力于經濟發展的政府了。在精英共和時代,西方多黨能夠達到共識,因為不管誰當政都來自這個小圈子;在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多黨也能達到共識,因為不管左右,政黨都要照顧到擁有最多選票的中產階級的利益。但在大眾民主時代,尤其是在面臨社會高度分化的時候,政黨之間只是互相否決,造成的只是更多的社會分化。

  在這個背景里,人們不難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思潮和民粹社會運動了。所有這些都是西方社會內部政治、經濟和社會失衡的產物。西方如何通過改革使得這三者重新回歸均衡?這是需要人們觀察的。但可以預計,在政府不承擔經濟發展責任的情況下,即使政府可以積極履行中間角色(主要是稅收),而把發展責任簡單地留給資本,要走出目前的不均衡狀態,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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